2025年10月16日，北京画院研究员赵琰哲以《交锋与共融：多元文化碰撞下的清代宫廷绘画》为题，带来了一场深入浅出的学术讲座。讲座从“古今·园林”“中西·计时”“满汉·变装”三个维度，揭示了清代宫廷艺术在多元文化影响下的独特面貌。

北京画院理论部研究员赵琰哲

讲座伊始，赵老师以倪瓒（款）《狮子林图》为切入点，讲述了乾隆帝对这幅“伪作”的痴迷。赵老师首先指出，这幅被乾隆皇帝奉若瑰宝、一生题咏多达十余次的作品，实则是一幅后世摹本。她从画风、题材和题跋信息等多个角度进行了严谨考证：倪瓒画中从不画人物，而此卷却有僧人诵经；其笔下的山水多为泛指的江南意趣，而此卷却带有北方山水的雄浑之气；更关键的是，题跋中提及的合作画家赵原，在作图时早已离世。然而，艺术史的真伪判断，并不妨碍我们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史价值。

元 倪瓒（款）《狮子林图》画心 卷 纸本水墨 全卷纵28.3 厘米、横392.8 厘米 故宫博物院

清 弘历 《仿倪瓒〈狮子林图〉》 卷 纸本水墨 全卷纵28.3 厘米、横392.8 厘米  1772 年 故宫博物院

清 弘历 《再仿倪瓒〈狮子林图〉》画心 卷 纸本水墨 全卷纵28 厘米、横423 厘米 1774 年 故宫博物院

乾隆皇帝对此画深信不疑，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执念：寻找画中的真实园林。在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的第二次南巡中，他携图南下，按图索骥，竟在苏州城内找到了已改名为“涉园”、且破败不堪的狮子林旧址。这场“图与景的相遇”带给乾隆极大的震撼——既有失而复得的欣喜，也有面对沧海桑田的感慨。

这份感慨迅速转化为行动。乾隆帝当即下旨，参照倪瓒（款）《狮子林图》重修苏州狮子林。不仅如此，他更将这份眷恋移植到北方，先后在圆明园长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仿建了两座“狮子林”。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复制，而是一个不断调整、深化的艺术实践。

左图 圆明园长春园狮子林遗迹  赵琰哲摄

右图 圆明园长春园乾隆帝御笔“狮子林”题字刻石  赵琰哲摄

起初，圆明园的仿建追求的是与苏州实景的“形似”，但很快乾隆便感到不满，认为其“只得形似而不得神韵”。于是，在修建避暑山庄文园狮子林时，他明确指示要更多地以倪瓒的《狮子林图》为蓝本，甚至宣称，若有人质疑，只需“举倪迂画卷示之”。至此，一幅被误判的古画，其权威性已超过了园林实物本身，完成了从“参照物”到“设计本源”的升华。

左图 避暑山庄文园狮子林平面图（采自王福山《文园的造园艺术》，图3，《古建园林技术》1987年第3期）

右图 避暑山庄文园狮子林  赵琰哲摄

这一部分讲述的不仅是一个皇帝对园林的爱好，更是一个关于“古”如何为“今”所用的精彩案例。乾隆通过“收藏-寻访-仿建-再创作”这一系列行为，构建了一条连接元明文人传统与清代皇家趣味的文化链条，将古代的符号资源，完美融入了当下的帝国景观营造之中。

讲座的第二幕，由一幅小而精致的作品—郎世宁绘制的《海西知时草》展开。赵老师抽丝剥茧，揭示了这株小草背后错综复杂的故事。

清 郎世宁 海西知时草图 立轴 纸本设色 全卷纵88.6厘米，横136.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

这株小草，正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含羞草。它有一个西洋名字“僧息底斡”（Sensitiva），乾隆帝根据其“以手抚之则眠，逾刻而起”的特性，亲赐汉名“知时草”。进献这株小草的关键人物，是身兼传教士与植物学家双重身份的法国人汤执中。在清廷对西洋传教士活动严加限制的背景下，汤执中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：通过进献欧洲奇花异草引起皇帝的兴趣，从而为自己在中国采集植物标本打开方便之门。含羞草，正是他精心选择的“敲门砖”。这一策略果然奏效，进献次年，汤执中便被允许进入皇家苑囿进行采集。

左图 郎世宁 海西知时草局部图

右图 含羞草 赵琰哲摄

乾隆对含羞草的兴趣，重点在于“知时”。他细致地记录了其叶片“午前为时五分，午后为时十分”的开合规律。赵老师指出，这里的“分”，并非中国传统计时体系中的概念，而是源自西洋的“分秒”计时。这一个小小的细节，牵引出了紫禁城内一场深刻的“时间革命”。

她回顾了明末清初西洋自鸣钟的传入，以及康熙皇帝在历法之争后，于康熙九年（1670）正式下诏，废除沿用千年的“一日百刻”制，改用与二十四小时更好契合的“一日九十六刻”制。从此，西洋的时分秒计时体系，开始成为清宫生活的标准。

讲座展示了大量视觉证据，证明这种精确计时已深度融入宫廷的每一个角落：在《十二美人图》中，美人手中的珐琅怀表精准指向8点整；在《圆明园四十景图》中，慈云普护钟楼的表盘被画家细致地描绘为7点40分；甚至在乾隆帝出巡的马鞍上，也镶嵌着精美的钟表；而在倦勤斋的通景画中，一座西洋自鸣钟的指针，永恒地定格在11点18分。

左图 清雍正朝 《十二美人图》之《持表对菊图》局部图与《皇朝礼器图式》中时辰表

右图 《圆明园四十景图》之《慈云普护》中“自鸣钟”

清 《弘历威弧获鹿图》局部图

倦勤斋西四间二层楼梯转角处“自鸣钟”

从一株象征性的含羞草，到遍布宫苑的自鸣钟，西洋计时不仅是一种技术的输入，更是一种观念和生活节奏的变革。它使得紫禁城的时间从模糊的“时辰”，走向了精确的“时分秒”，并深刻地体现在宫廷艺术的写实描绘之中，成为中西文化共融的绝佳例证。

讲座的最后一个主题，聚焦于乾隆皇帝仿古行乐图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——“变装”。赵老师指出，这些作品是清代宫廷绘画的全新创造：以清宫收藏的古画为蓝本，将乾隆真实的肖像植入一个完全虚构的、通常是汉文化语境场景之中。

在《是一是二图》（或称《弘历鉴古图》）中，乾隆身穿汉族文士的袍服，闲坐于满陈古器的室内，而画中之画里，同样是他着汉装的形象。这种“画中画”的结构，巧妙地强调了其身份的多元性与自反性。同样，在《弘历扫象图》中，他化身为正在清扫白象的佛教菩萨文殊；在《弘历维摩不二图》中，他则取代了古代画作中的维摩诘居士，成为说法的中心。

《是一是二图》中社社的清宫收藏器物

左图 清 丁观鹏 《弘历扫象图》轴 纸本设色 纵132.3厘米，横62.5厘米 1750年 故宫博物院

右图 清 丁观鹏、张宗苍《弘历维摩不二图》轴 纸本设色 纵118厘米，横61.2厘米 故宫博物院

然而，在清代严格的衣冠制度下，皇帝身着汉服礼佛或悠游林下，是绝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。赵老师强调，这些图像是一种精心的“虚构”，是乾隆对现实中无法实现之身份的“视觉补偿”。通过这些画作，他超越了其“满族皇帝”的政治身份，在艺术世界里将自己塑造为三种理想形象：

1. 博雅好古的汉族文人： 通过对宋明文人画意的模仿，展现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掌握与继承。

2. 智慧无边的文殊菩萨： 借助藏传佛教的转轮圣王思想，将自己神化为宗教领袖，强化其对蒙藏地区的统治合法性。

3. 统御天下的君主： 即便在汉装或菩萨装扮中，其真实的容貌特征和画面中出现的西洋透视法、精美皇家器物，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观者，这位文士或菩萨的“本真”身份，是统御四海的大清皇帝。

左图 《弘历普乐寺佛装像》轴 绢本设色 纵108厘米，横63厘米 故宫博物院

中图 《弘历扎什伦佛装像》轴 绢本设色 纵112厘米，横64厘米 故宫博物院

右图 《弘历普宁寺佛装像》轴 绢本设色 纵108厘米，横63厘米 故宫博物院

乾隆的变装行乐图，绝非简单的Cosplay或游戏之作，而是一套极其复杂的帝国宣传与个人心绪的视觉文献。它巧妙地调和了满、汉、藏等多种文化元素，将皇帝的自我形象塑造为一个跨越文化边界、融合不同传统的“超级符号”，最终服务于巩固大一统帝国的政治与文化目标。

赵老师总结指出，清代宫廷艺术处在中西、满汉、古今文化的交锋与共融中。乾隆帝通过绘画、园林、钟表等媒介，将不同文化资源转化为帝国形象的组成部分，呈现出“古意今情、中西合璧、满汉相融”的独特审美格局。

整场讲座以丰富的图像与严谨的考据，勾勒出一幅清代宫廷艺术的多维图景，引人深思：文化的生命力，正源于不断的碰撞、吸收与再创造。

讲座的尾声，主持人黄老师对赵老师的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与阐释。

在论及“狮子林”主题时，黄老师指出，乾隆皇帝从对倪瓒（款）《狮子林图》的珍视，到南巡时的“按图寻访”，再到多次仿建园林与仿绘图画，其行为已远超个人趣味，确实为一种对“古意”的自觉追寻与再造。他通过艺术与园林的双重实践，构建起一种“古今相通”的文化理想，将文人传统中的时间美学创造性地转化为表现皇家景观的空间美学，从而完成将汉文化资源整合进帝国叙事的战略努力。

关于“西洋计时”所带来的新时间观念，黄老师以北京城从腊八至天仓节长达四十五日的年俗为例，指出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具有绵延、循环、与自然节律相契的特点。而在乾隆朝，西洋精确计时方法并未取代这一传统，而是与之交融并存。乾隆对时间的严格管理，体现出他将时间视为一种“稀缺资源”的统治意识。黄老师认为，清代宫廷时间观呈现出“中西合璧”的格局——既吸收西洋计时之精确，又延续中国传统之循环，共同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效率与秩序。

黄厚明教授进行讲座总结

在论及“乾隆变装”图像时，黄老师从政治思想史角度提出新解。他认为，乾隆在画像中的身份置换与角色扮演，并非出于单纯的政治表演，而是根植于清代儒释道交融的思想背景，尤其受到佛教“如梦幻泡影”观念的影响。在这种哲学视野下，皇帝的“自我”成为一种可跨越文化边界的流动建构。其汉装行乐、佛身示现等形象，实为在佛教“空观”与儒家“圣王”理念的共同作用下，对“无我相而又具一切相”这一理想君主境界的艺术化表达。

随后的提问与交流环节，与会师生围绕讲座的三大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，从不同学科视角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问题，将现场学术氛围推向高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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